公开叫板最高法
　　与李世华案止步于判决不同，张玉国案虽然胜诉，但进入执行阶段后，遭遇下级法院的多次阻挠，致使判决至今得不到执行。
　　2000年初，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海南中院）在原告中国农垦海南公司（下称农垦公司）与被告福建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公司（下称福建一建公司）、第三人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下称三亚建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福建一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福建一建公司对三亚建总公司享有到期债权329万元，裁定三亚建总公司名下晋太大厦的部分房产抵债给农垦公司。
　　2003年，这处房产的50%在农垦公司所控股的海南康龙药业有限公司与海南思迈药业有限公司（下称思迈药业）借款纠纷案中，被抵债给思迈药业。但三亚建总公司拒绝腾房，导致生效裁判得不到执行。
　　2005年，一个名叫张明枝的人称在与福建一建公司的工程合作中，获福建一建公司的工程债权转让。因此未经开庭审理，张明枝、福建一建公司和三亚建总公司三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三亚中院下达调解书，三亚建总公司支付张明枝工程款300万元。
　　凭此调解书，三亚建总公司随后要求海南中院停止执行前案，致使农垦公司和思迈药业的执行案搁置。
　　“这明显是一个以规避执行为目的的虚假诉讼。”张玉国认为，张明枝与福建一建公司合作，却故意错误地将福建一建公司当第三人，将并不欠钱的三亚建总公司当被告，而且此案至今十几年，相关诉讼累积了十几起，张明枝其人却从未现身。
　　农垦公司随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控告“三亚中院搞了个假案”。
　　2010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召集牵涉到该案的海南高院、海南中院、海口中院和三亚中院进行“五堂会审”。
　　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在海南中院执行5年后，案外人张明枝称其因垫资成为工程款的实际债权人，并不能否认五年前三亚建总公司关于债务的承认，也不影响海南中院按照到期债权执行的效力”，并督促海南中院继续执行关于农垦公司与思迈药业前述生效裁判。
　　然而，海南中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通知相冲突的海南法执字第4-39、4-44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撤销了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执行的海南执字第4-4号、第4-6号、第4-7号民事裁定书。
　　张玉国认为，此举是公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对抗。他们和农垦公司向海南高院申请复议，海南高院就执行与否做讨论。张玉国质疑：“海南高院有什么权利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执不执行做讨论？这是公开叫板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6月，海南高院审判委员会向最高人民法院书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派人到海南，组织第二次“五堂会审”。对全案进行复查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书面答复，称“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通知正确”，并再次督促海南中院执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通知。
　　但海南中院仍然无动于衷，拒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2018年7月24日，张家慧在海南高院执行局会议室约见了农垦公司和思迈药业代表，在场的还有海南高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和海南中院副院长、执行局局长。
　　这时候，张玉国才意识到多年来阻挠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的人是张家慧。
　　张玉国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家慧问我，你们到处告我们，有什么诉求？我说，执行最高法的判决。她一口拒绝，还说海南高院将协调辖区法院，将最高法要求执行的法律文书全部撤销。”
　　张家慧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由三亚市政府拿出800万元付给农垦公司，思迈药业参与分配。
　　农垦公司当时已经破产，对这一方案表示接受。但思迈药业认为，海南高院让三亚市政府出钱属违法行为，当场予以拒绝。
　　从2018年12月起，张玉国开始向海南省纪委举报张家慧“不正确履行职责，包庇下级法院虚假诉讼，对抗最高人民法院，致使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和答复长期得不到执行”。
　　5月13日联合调查组成立后，张玉国再次就此问题进行举报。
　　在张家慧夫妇“水云天”会所的对面，是明代清官海瑞的墓地。刘远生曾多次公开吹嘘自己的妻子张家慧是“全中国最清正廉洁的法官”。如今，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嘲讽。